成本低 药效安全不输人 生物相似药 助癌患减负担

医句话：

生物相似药是有着与原研药相似的生物构型的药物，并已被证明具有相似的疗效。由于无需像研发新药一样，进行同样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生物相似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而这将能够提高癌患对这类药物的可及性，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1.癌症治疗，尤其是肺癌在这些年来的进展如何？

张丽慈：癌症治疗在不断地发展，包括有了多种治疗癌症的方式，例如有所改进的手术技术。临床也出现了较新的药物和疗法，例如与传统化疗相比，更具特异性且副作用更小的标靶治疗。我们也有更好的药物来减少治疗的副作用。此外，现代的放射治疗技术可以将高剂量放射线精准地递送至肿瘤，而不影响邻近的正常组织。

随着标靶治疗和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个性化精准治疗如今更常用于治疗癌症患者。在马来西亚，癌症治疗也不断发展，我们会根据癌症类型、分期和其他因素，针对个别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虽然过去使用得较多的是化疗，但标靶治疗和免疫疗法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治疗选择。

肺癌的治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癌症的类型和阶段，可能涉及多模式治疗，包括手术、化疗、放疗、标靶治疗和免疫疗法。举例而言，病灶限于局部的患者可接受手术，而对于较晚期且无法切除的囊肿，可能需要化疗、标靶治疗或免疫疗法。

拉文德兰：最具影响力的新发展就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或称免疫疗法的发现。通过免疫疗法，多种癌症类型的治愈率显着提高，包括皮肤癌、肺癌、肾癌、膀胱癌、肝癌、胃癌，甚至头颈癌等。

苏砺杰：肺癌治疗取决于肺癌类型、癌症扩散的程度和癌症分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是肺癌的两种主要类型。过去，治疗选择仅限于手术、放疗和化疗。 目前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包括手术、化疗、放疗、标靶治疗、免疫疗法或这些疗法的组合。治疗选择取决于分期和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另一方面，SCLC患者通常接受放疗、化疗和免疫治疗，具体取决于癌症的阶段。我认为肺癌治疗的进展也包括了更尖端（sophisticated）的分子检测（molecular testing），能够揪出一些NSCLC中可见的基因变异。
 

2.各国癌症治疗面临哪些挑战？

张丽慈：大马的癌症治疗有着许多挑战。首先，癌症治疗的费用庞大，标靶治疗和免疫疗法等较新的药物费用高昂，这令治疗难以长期持续下去。此外，欲满足我国相对庞大的人口，肿瘤科医生的数量其实有限。更别提私立和公立部门的肿瘤科医生分布也不均，公共医疗体系接收了我国大部分的癌患。在我来自的沙巴州，这些挑战更大。由于地域辽阔，基础设施匮乏，癌患面临社会经济困难，往往出现诊断和治疗延误情况，失约率（default rate）也高，导致病发率和死亡率较高。

拉文德兰：一些关于癌症药物可及性的主要挑战，围绕在费用、可用率（availability）、政府资金和药物的专利保护。癌症药物价格之高，会影响可及性。由于缺乏主要的药厂代表，导致无新药可用，将使情况更加复杂。

再者，由于大多数癌症属终末期性质，许多药物被认为是非必需，因此缺乏政府对患者的资助。癌症药物的监管程序也有改进空间，新药由于官僚主义（bureaucracy）而在批准法方面耗费更长的时间。

苏砺杰：药物监管审批延迟、报销（reimbursement）比例低、新癌药报销不及时，以及不断上涨的抗癌药费用，一直是影响肺癌临床实践进展的监管和财务问题。

费用报销方面，瑞典健康经济研究所（IHE）一份报告显示，虽然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38种新药适应症中，有 80%已在2020年获得亚太地区监管部门的批准，但是只有35%的适应症在同年得到报销。

中国方面，从批准药物到报销药物之间的延迟可能长达3年，导致患者生命年的巨大损失。

3.公立医院采用创新癌症疗法受限的原因是什么？
张丽慈：公立医院确实有采用了新癌症疗法， 但是采用的规模（scale）和速度（rate）可能会受到费用的限制。让每一名在不同癌症分期的患者能获得治疗服务十分重要，包括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对此，一些应探讨的政策包括使癌症治疗更负担得起的补贴、在全国不同地区增加对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确保有足够的设备和设施。

拉文德兰：创新癌症疗法，例如生物相似药的采用有限是由于各种原因。首先是由于费用高昂，以及当地卫生、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这些药物的过程缓慢，许多亚洲国家缺乏生物相似药的供应。

其中造成该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生物相似药的接受程度较低，制药公司对在当地销售该药物缺乏兴趣，而这通常是因为费用较高。因此，许多公司甚至没有向当地卫生部门提交药品批准申请。此外，肿瘤科医生对于使用生物相似药的好处仍然知之甚少。加上生物相似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有限，导致相关益处的疑虑，进一步减缓了生物相似药的采用。

苏砺杰：这些挑战包括新技术和治疗费用的部分或全部可能由患者承担、监管批准延误，以及医疗专业人员在使用创新癌症疗法方面的经验有限。

 

4.生物制剂（biologics）是利用生物科技以生物源头制成的药物，主要由蛋白质构成。为何它的费用比传统药物高许多？

拉文德兰：这是因为生物制剂的研发成本明显高于常规的癌症药物，例如化疗药物。当它们成功在第III期试验后获批上市，这些成本就反映在了药物价格上。

5.学名药（generic drug）是指原厂药（brand drug）的专利权过期后，其他合格药厂依原厂药申请专利时所公开的资讯，产制相同化学成分的药品。那么生物类似药（biosimilar drug）与学名药一样吗？

拉文德兰：所谓的癌症学名药，是小分子原研抗癌药的“精确”复制品。由于原研药的化学分子结构简单，相对容易复制，因此这是有可能的。

至于生物相似药，是一种与生物制剂（原研药）高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药物，因为要完整复制原研药复杂的生物学性质是不可能的。欲取得资格成为生物相似药，必须证明它具有与原研药相似的结构和功能性，且具有可比性的药物代谢动力学（pharmacokinetic）和药效动力学（pharmacodynamic）。

6.既然如此，生物相似药的价格是否低一些？可否成为癌患获得新疗法的解决方案之一？

拉文德兰：生物相似药是有着与原研药（生物制剂）相似的生物构型（configuration）的药物，并已被证明具有相似的疗效。由于只需要不多的（limited）的研发和投资，生物相似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而这将能够提高癌患对这类药物的可及性，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然而，需要被克服的障碍包括取得卫生局的批准，以便在当地人口中使用，以及鼓励销售生物相似药的公司进入这些市场。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常用的乳癌标靶药物trastuzumab的生物相似药，有着良好的数据，包括显着节省了患者的医疗费用。目前已知之此生物相似药与原研药trastuzumab一样有效。

 

 

7.使用生物相似药备受关注的在于什么问题？

拉文德兰：与新药（原研药）相比，生物相似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其中一个关键点。这是因为生物相似药不需要像新药那样，进行同样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要知道这些试验是非常昂贵和耗时的。然而，当前真实世界数据（real-world）表明，生物相似药的表现与原研药一样好。由于更具成本效益，应该鼓励使用生物相似药。举例而言，2021年4月刊登在《免疫学前沿期刊》（Frontiers in Immunology）的研究表明，类风湿关节炎药物adalimumab的生物相似药与原研药有着相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8.生物相似药和学名药在公立医院的使用状况如何？患者可以要求使用吗？

张丽慈：在公立医院，某些生物相似药和学名药是通过补贴（subsidy）或在临床试验的环境中使用。

拉文德兰：以先前所提的trastuzumab为例，新加坡已经看见了良好的生物相似药的使用率（uptake），几乎所有需要trastuzumab的乳癌患者都在使用生物相似药。生物相似药较低的价格，让新加坡政府和卫生部得以补贴费用，并使所有需要trastuzumab稳定患者从中受益。事实上，患者无需特别要求使用这款药物，基于有补贴，它是默认的选择。

9.公立医院如何帮助癌患接受新疗法？

张丽慈：其实为了帮助癌患获得有效的治疗法，公共医院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已实施的病人计划，以及与各种制药负责人进行价格协商（negotiation）。另外，医院也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像是非政府组织的帮助。

拉文德兰： 重要的是有一项国家癌症控制战略，依据WHO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有效、安全并能满足最基本需求的药物）的建议，将资金用于支援基本癌症药物，以帮助癌患获得创新癌症疗法。

评估癌症药物的成本效益是确保可及性的另一种方式。对此，若情况允许，当地卫生部应成立一个医疗科技评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部门以进行评估。当局或医疗人员也可以利用现有免费和有效的工具，包括ESMO-临床获益量表（ESMO-Magnitude of Clinical Benefit Scale）。此表有助于医疗人员从仅提供边际效益（marginal benefitt）的疗法中区分出更有效的，从而使公共卫生决策者能够优先考虑补贴的疗法。

 

 

除此之外，HTA和卫生当局也可直接与行业参与者协商定价，以便为国家获得最优惠的价格。举例而言，新加坡卫生部在5年多前成立了HTA，进行技术评估并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包括去研究癌症药物的价格。如今，一项延伸出的药物援助基金能够为那些难以负担特定药物的患者提供援助，当中就包括了许多癌症新疗法。

HTA还能够与药厂协商这些疗法的费用，并参与癌症药物的团购和大批采购，以确保这些专利医疗技术的费用与它们可为患者和医疗体系带来的效果是相称的，并且确保这些疗法的持续可及性。

尽管病人援助计划并不一定总能节省巨大的费用或改善患者的可及性，但这仍然是很有帮助的，并且是未来继续进步的良好开端。

苏砺杰：欲确保创新和革命性疗法得以采用，应考虑这些因素，即改善生物标记（biomarker）检测可及性、缩短监管机构批准新疗法的时间，以及新药物价格。

这些障碍可以通过WHO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使用学名药和生物相似药，以及根据循证临床指南，采用价值医疗（value-based care，对患者安全、适宜、有效并花费合理的治疗）来克服。这包括使用ESMO-临床获益量表来建立或分级定价、优先考虑更高价值的疗法、参与价值医疗研究以探索最佳药物剂量、时间表和疗程时长，并通过生物标记检测鉴定出最有可能通过生物相似药受益的患者。

为了减少药物监管审批的延误，FDA也通过一个共同平台，与数个国家的家监管卫生当局合作，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审查速度。Orbis计划（Project Orbis）便是一个成功的举措，旨在令患者更快地获得有希望的癌症疗法。

**温馨提醒：文章与广告内提及产品、服务及个案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看诊依据，须以医生的意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