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创新治疗提高存活率 惟资源有限 或参考公私合作抗疫制

医句话：

透过免疫疗法，晚期肺癌患者的5年存活率大幅提升，达到了32%。可惜资源有限，并非所有人得以接受免疫疗法，尤其是政府医院就医的患者。不过，COVID-19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像是公共-私营合作制能够良好合作以共同应对和管理疫情。这也可能是肺癌创新治疗就医途径方面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

“随着COVID-19病例的增加，包括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我国的医疗系统，包括癌症服务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政府医院不得不重新分配资源、医护人员和床位来治疗COVID-19患者。许多门诊预约被取消、急诊室变得拥挤、择期手术被转诊到其他医院等。

癌症部门也不例外地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患者寻求确诊癌症的服务如活检和医学影像扫描也有所延误。得益于公共-私营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一些原本在政府医院就医的癌患已被转诊至私人医院，以减轻公共医疗系统的负担，但这仍属于少部分。另外，患者本身也可能因为担忧而不愿寻求医疗服务。当中一些人想要等到完成接种才到医院，或是担心将与COVID-19患者共用设施。这些种种因素都延误了诊断和治愈早期癌症的机会。

肺癌5年存活率仅11%

根据2018年发布的大马癌症生存报告（MySCan），前列腺癌和乳癌的5年存活率分别是73%与67%，而肺癌远远落后，仅11%，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延误诊断。与乳癌的80%于早期被诊断的情况完全相反，80%的肺癌患者直到IV期才被诊断出来。

虽然如此，肺癌的临床治疗有着突飞猛进的进展，患者通过正确治疗的存活率增加3或4倍。在这个医学进步和创新的时代，癌症已经不再意味着死刑。我们正在摆脱每名患者同一套的治疗方式，因为创新癌症疗法考虑到了个人独特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以进行个性化治疗方法。通过仔细研究每位患者，我们能够为之匹配合适的疗法，并摆脱反复试验、换药的方法，这其实节省了时间和成本，并减少了副作用。

如今我们对化疗的依赖减少了很多，而是转向标靶治疗和免疫疗法，特别是通过增强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疗法。对比以前化疗时代，晚期肺癌患者几乎难以达到5年存活率，而临床试验KEYNOTE-024显示，晚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疗法的5年存活率达到了32%。存活率得以大幅提升，意味着一种治疗模式的改变。不仅如此，这些患者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品质，与亲人度过有生产力的岁月。他们可继续工作养家煳口，并支付医疗保险费用。

免疫疗法 活得好活更久

无可否认的是，患者想要接受创新治疗的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需要仔细的分析成本效益比。作为医生，我们有着为患者提供最佳护理和治疗的承诺。然而资源有限，我们必须就如何最好地运用这些资源，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做出理性决定。因此我们必须合作，认真评估每种疗法的成本效益比，以确保能延长寿命，但不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

我所说的免疫疗法的美妙之处在于，患者不仅有更长的存活率，在最初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们可以停止并继续体验良好的生活品质，恢复正常生活方式，包括继续工作获得收入、成为孩子的父母亲等。某些药物可能需要在前期付出高额费用，但是之后可能会得到更为长远的益处。

因此，医疗经济学家（health economists）、医生和倡导者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协力找出解决方案，提高这些治疗的可触及性。”

 

“如陶医生所言，不幸的是，大马很少有患者能够从例如免疫疗法的创新治疗中受益。只有那些拥有良好保险，以及在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才能获得这些治疗。这些患者的治疗反应非常好，可回归正常生活，这对肺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我国肺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1%，几乎可说是‘死刑判决’。不过，通过如今创新治疗，他们能够活得更久，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个体的生产力得以延续。

在政府医院获得这些治疗的机会非常有限，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于财务问题。政府应该投资于这类型的治疗，以便更多的患者从中获益。这也是它有点棘手的地方，需要很多非常全面的、跳脱框架的思考。

跳脱“便宜更好”的思维

我们仍陷于‘便宜更好’的思维，但是我们应该超越这一点。与其考虑可以从某个治疗中获益的总人数，我们应该考虑从治疗中获得的回报是否更值得。举例而言，对于同样花费3万令吉，究竟是‘1000人能从30令吉的治疗中获益’，还是‘100人从3000令吉的治疗中获益’能够带来更多回报。临床医生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核心，但不幸的是我们并非决策者。

虽然如此，我们也从疫情中学习到一些经验，尤其是公共-私营部门能够更好地合作以共同应对和管理COVID-19。第一点是，疫情让我们得知这不仅仅是靠政府‘买单’。直到某个时间点，政府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应对疫情时，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所有人都投入其中。

换言之，这也可能是肺癌创新治疗就医途径方面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能够获得私人医院的医生咨询可让许多患者受益。因为癌症患者从政府医院转移到私人医院接受治疗，疫情也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私人医生、知名专业人士、私人高级顾问能够在政府医疗保健机构下合作。

第二点是，当政府医院的呼吸机不足，我们看到许多企业、机构和基金会都伸出援手。如果超过90%的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 6.8 个月，我认为肺癌也是一种危机（crisis），如同COVID-19，大企业也可以介入共同资助治疗。 这是另一个人们可以挺身而出的领域，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让共同资助者进来并帮助、补贴或改善患者获得癌症治疗的机会。”

“根据卫生部的癌症登记局，患者在确诊肺癌后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survival time，半数患者的生存期）为6.8个月。然而，通过如免疫疗法的有效治疗，他们的存活率可延长至数年，并且可以保持一定水平的生产力，这是没有接受这种治疗所无法达到的。

因此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是基于价值的医学（value-based medicine，在一定成本下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关于价值的定义有很多，而我们需要考虑的也不仅是钱的多寡（dollars and cents），还需要考虑我们可以从挽救的生命中获得什么样的收益、生产力和生活品质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决定投资于可用的治疗类型时所需要观察和考虑的。

如穆拉里达兰医生所言，我们并非决策者的一部分。挺不幸的是，我们仍受制于财务状况的事实。然而，若我们只是单纯地关注这些治疗的人均成本为何，基本上就会失去可以改善这类指标（存活率）、可挽救生命、可重获生产力的机会。

70%国人公院治疗

坦白说，‘把钱投入无底洞是没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是晚期癌患，无法康复，而我们可帮助的微乎其微’，基本上是经常传达给晚期癌症患者的信息，尤其是肺癌患者，他们会被告知到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事实上，公共机构本身应进行投资，因为70%的大马人口使用公共医疗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能够增加治疗可触及性的方法。

公共-私营合作制是我们能够前进的典范。过去我们真的无法想像它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有很多官僚主义障碍、有人不愿支持的障碍。正因如今的危机，大家被迫一起工作、沟通和信任对方，忽然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模式─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可以跨界合作、能够拉动资源，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私人领域的专家、设备和床位，为共同的目标谋取利益。

另外，COVID-19也为我们带来许多经验，不仅仅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双方如何合作管理特定领域的疾病。话虽如此，需要提醒的是，这一切都是需要金钱的。即便是将政府医院的患者转诊到私人医院，也不代表无需付医药费。这些患者的费用是由政府向私人部门支付的。

为了能够向前迈进，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研究如何改善医疗保健系统获得资金方式，以及如何确保每个人都为之做出贡献，以便所有人都能受益。我很高兴目前的私人领域能够如此合作和保持开放，并希望能参与抗疫。

共同合作非相互竞争

我所说的不仅仅是私人医院，还包括普通科医生，作为一个医疗保健系统一起向前发展。我们以前从未真正见过这种情况，这将是一个必须学习的模式。我们需要实施的改革必须是真正有意义的改革，真正改变我们使用医疗保健系统的方式。所以，它不应该是两个相互竞争的系统，而是能够共同合作，以解决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差距。

特别是未来，可能会有大量的延误诊断的晚期癌患。老实说，如果没有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如何解决、应对和提供患者需要的治疗。如果我们期望政府单独行动，人民就会被抛在后头，出现人们不乐见的艰难决定。不过，如果公共和私营部门可共同努力，就有前进的方向，可以做出晚期癌患所需的决定，从而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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