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ICU机制 救援流程清晰 助斗湖医院抗疫减死亡率

医句话：

因着COVID-19疫情大爆发，接收重症患者的加护病房（ICU）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中，尤其是每一天当大马卫生总监丹斯里诺希山在汇报最新的确诊人数时，其中一项就是在加护病房的人数，但其实早在疫情大爆发前，加护病房一直都是医院“重中之重”的部门，因为重症难治的患者必须送此治疗，而在紧急关头，掌管ICU的重症医学科医生也会挺身而出，前往重灾区参与“紧急救援”行动，即在重灾区设立一个又一个的ICU，为重症患者赢得多一个的获救机会。

“一般上，必须送入加护病房（ICU）的患者通常是那些已经器官衰竭、昏迷不醒、呼吸困难、极度缺氧、严重感染或是必须插管（intubate），甚至是恐怖车祸的伤者等，而随着COVID-19疫情的爆发，也出现越来越多重症患者，但在大马并非一开始所有政府医院都必须接收重症的COVID-19患者，以雪州为例，在第一波及第二波疫情爆发时，一旦确诊为COVID-19的患者就必须立即送往双溪毛糯政府医院，因此那时的巴生中央医院仅需诊断及安排载送即可，而那时大部分ICU主要还是以治非COVID-19患者为主。

去年9月期间，沙巴的疫情出现大爆发，每天的确诊人数以百计的数据呈直线上升，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应付如此庞大的区域及确诊人数，原因是该州大部分医疗资源包括专科医生是集中在沙巴首府亚庇，在首府以外的地区比如斗湖（Tawau）及山打根（Sandakan）等，医疗资源是相当匮乏的。

比如说在斗湖政府医院，尽管有加护病房（ICU）的硬体设备，但却没有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医生驻诊，仅有包括部门主管在内的6位麻醉师（anesthesiologist）及护理等，可是他们不仅要照护本来已在ICU的重症患者，在疫情爆发后也必须照护COVID-19重症患者，对他们来说，所增加的不仅是工作量，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面对这个不明的传染病，ICU有必要改变以往的作业方式，因为医护人员所承受来自不只是病毒的危害、作业指南的不明朗，甚至心理上也产生很多的压力，必须进行纾解。

斗湖医院寻支援 西马精英相助

那时斗湖政府医院透过卫生部内部管道向公共卫生体系寻求支援，他们除了申诉资源不足，也告知已有医护人员陆续出现身心俱疲的风险，因此西马的政府医院在接到通知后，随即先后派出多支医疗团队前往支援。

也在这时，我接到上司的咨询是否愿意前往当地支援ICU，为当地ICU设立起体制，而此行估计需时数周，可是巴生中央医院ICU本来已有32个床位，换言之就是最高峰时可收32位重症患者，而这里却只有我一位重症医学科医生，所肩负的责任并不小，但考虑到那时巴生中央医院还无须接收COVID-19患者，同时在ICU的患者情况也算稳定，因此考虑了2天后，我毅然决定自愿前往沙巴斗湖，给予那里的ICU所需的协助，包括设立ICU机制等。

当时是10月初，在决定出发后我立刻着手筹备，包括订购机票、进行COVID-19拭子检测（swab test）及安排好手头上工作。由于那时飞往沙巴的班机次数非常少，平均1周才有1至两趟，若错过了就要再等到下一班，在救灾如救火的情况下，我必须与时间赛跑；而在获知我必须前往沙巴救灾时，哥哥并没有反对只是叮嘱我要小心，因为他深明我的职责所在，同时也知道我所受的训练足以保护好自己。

其实若非疫情大爆发（pandemic），当地的ICU在硬体设备及人手是还能应付的，但由于确诊人数不断暴增，也意味着转入ICU的患者也会增加，要如何安置越来越多的患者是我此行的首要任务，这也是身为重症医学科医生所要给予指点。

在出发前我先通过电话向当地医护人员初步了解情况，但真正的情况还是必须抵步后才能确定，之后我匆匆告别了家人，带上一些插管所需用的器材及个人物品后，就一个人踏上了这趟旅程，这时也有其他不同州属政府医院的麻醉师及护理先后赶赴斗湖等，协助沙巴的医护人员全力抗疫是大家此行的一致目标。

从手抄病历改为电脑输入

当我抵达当地了解情况后，立即把工作分成两部分，第一是在会议上给予采购方面的意见，包括如何增设病床、哪些是急需的器材、所添购的器材要如何存放等，而第二就是因疫情的缘故调整ICU的作业方式，比如从手写记录改为电脑操作等。

以第一部分而言，早在我抵达斗湖时，当地的医护人员已经在执行中，因此问题不大，而我则在会议上以专科医生身份给予更清楚的指示及建议，但第二部分就相对吃力，首先当地的医院是属于传统的医院，因此仍延续以手抄写病历的方式，但COVID-19是传染病，倘若在ICU内传递手写病历，那医护人员之间感染的风险几率就会很高，因此必须采用不一样的方式。

换作疫情爆发前，以手写病历其实并无不妥，毕竟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受惠于全电脑化，秉持‘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方法’，在我抵步后就开始苦思并在医护人员的集思广益下，终于敲定以电脑或平板电脑来传递患者病历的做法，那即使医护人员身在ICU穿着全副的个人防护服（PPE），亦无阻他们通过电脑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患者的病历，并作出正确的诊断。

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任务

在现代医学中，医生要诊断不能仅靠观察患者的表面症状，而是需要有更多的辅助资料，比如患者的X光片、验血报告或其他检验报告等，以COVID-19患者为例，这些辅助资料可以让医生更了解眼前的患者所面对的症状，包括肺部有承受哪些伤害等。

对于雪隆等主要城市而言，建立起一套电脑输入传递方式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必须注意此时此地，这里是沙巴州的斗湖，当时它是重灾区之一，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医护团队中有几位擅长资讯科技的药剂师，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即从以外的手抄病历改为电脑输入传递方式，也因此医生即使身在ICU内，亦可掌握到18名重症患者过去的病历，而以斗湖医院ICU的规模，18个床位已是极限了。

 

为省防护服 长时逗留不利判断

纾解当地医护人员特别是在ICU的麻醉师之肩上压力，亦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由于COVID-19是一个新病毒，医护人员仍需时去了解它，包括在怎样的情况下该用哪些药物，而由于身为重症医学科医生的缘故，我可以提供更适合的医疗方案，这不仅减轻了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更减轻了他们的工作量。

另外适当分配医护人员，确保每一位医护人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也是身为重症医学科医生的责任之一。在疫情爆发前，医护人员可进出ICU无须受限，但疫情爆发后，医护人员一进入ICU就必须换上个人防护服，而每次的更换意味着就要扔弃一套个人防护服，因此必须很谨慎使用个人防护服 ，因此曾试过有医护人员在ICU长达8小时，但这对医护人员是非常不利及危险，而我立即进行调整，把每一次进入时间调整，让医护人员轮流出来喘口气或上厕所等。

若一个人长期处于疲累状态，那会影响其判断能力，而对医护人员亦是如此，若硬要医护人员长时间在ICU内，必然会影响他们对患者的病情做出不正确的诊断，这也是我必须进行调整作业时间的原因之一。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调整当地ICU的作业方式及时间之外，我必须要确保这套新的机制可以延续下去，因为我是属于‘外援’，若是在我离开后，整套机制若无法再持续下去，那只能说并没有起到作用，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我已离开了那里，但据我所知，这套机制仍一直沿用至今，并在沙巴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疫情下的ICU 2问：增团队士气 医护抗疫更有底气

问1：请问重症医学科在疫情下发挥了哪些效果呢？
答：仅以我去沙巴这段期间（6周）为例，由于ICU的机制已设立清楚，包括如何分配医护人员、如何减少感染风险、在哪些情况可用哪些药物等，再加上医护人员的压力得以纾解，我看到的是在我离开后，死亡病例有减少的趋势，我认为有两大要点，即医疗团队的士气及信心回来了，而有士气及信心的提升，有部分是因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给予指点，让他们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更有底气，同时对患者而言，也因为知道有重症医学科医生在而比较安心。

在我离开沙巴回来西马之后，我曾和斗湖那里的同事了解情况，他们都向我指出，随着ICU体制设立后，目前ICU的医护人员一接到COVID-19的重症患者时已经很清楚整个流程，不过缺乏人手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但整体而言，情况和我去之前已有很大改善，也算完成了我此行的目的。

问2：为何当时会决定“冒险”去沙巴斗湖设立ICU机制呢？
答：那时正是沙巴疫情大爆发之际，而西马包括雪隆一带的情况仍属受控，因此在当地医疗发出求救，身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我认为应该去给予协助，况且我也相信之前所受的训练可以为当地医疗提供一定的帮助。

而当我从沙巴回来巴生后（11月底），雪州的疫情开始出现严重趋势，以致双溪毛糯政府医院已无法负荷，不管是病床或ICU的床位都已无法接收，因此在2021年1月初，巴生中央医院也必须接收COVID-19患者，包括COVID-19的重症患者则必须送入ICU抢救，但也因着之前在沙巴的那段经历，在面对这一波爆发时有足够的经验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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