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间赛跑挑战救治极限 重症科 不因见惯生死而麻木

医句话:

由于在加护病房(ICU)接受治疗皆是重症患者,因此对掌管ICU的医生来说,他不仅要看得远,想得细,更重要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最合适的决定,因为往往医生的一个决定,拯救的不只是一条人命,更可能是一个家庭。

“在加护病房(ICU)的医护人员常年就是在与最严重的病情‘交手’,比如呼吸困难、严重器官衰竭、严重事故后昏迷不醒的伤者,很多时候在送入ICU时,明明伤者的生命指数已非常低,但经过一番抢救和治疗后,却得以活下去,当然亦有一些伤者由于严重的并发症而宣告不治,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医生就必须具备不一样的看诊能力,也因此一般人眼中所谓已‘没希望’的病例,在ICU的医生眼中却能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去年10月初,那时沙巴的COVID-19疫情大爆发,我亲赴重灾区之一的斗湖(Tawau),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医院虽有ICU的硬体设备,但却没有重症医学科医生驻诊,因此ICU的体制仍不完善,亟需一名有这方面经验的重症医学科医生给予指点,于是我就到了那里。

那时ICU有一名30余岁的孕妇患者,她已怀胎33周,这也是她的第一胎,由于感染COVID-19病毒后,她与胎儿一并送入ICU接受治疗,当时她必须用上高流量氧气鼻导管(High Flow Nasal Cannulae, HFNC),HFNC是经由放在鼻孔短小的塑胶管,然后输送氧气混合高流量气体给需要呼吸支持的患者的方式,也是在ICU常见的一种治疗。

由于她所需的氧气有增加的趋势,倘若再继续恶化下去,她将须要插管(intubate),届时将会危及她与胎儿的生命。

亲自为染疫孕妇接生

由于胎儿在母腹,而孕妇又处于缺氧状态,此时若让孕妇接受麻醉及手术,对于母子都有一定的风险,经过一夜深思熟虑后,最终我决定为胎儿接生;庆幸的是,在分娩后,这名孕妇的情况已出现好转,最后也得以从ICU出院回家,也无须插管。

至于宝宝则在出世后交由儿科医生接手,并在完成1次插管后,也顺利保住了小小性命,换言之母子平安,当时妇科医生也对我说,庆幸是我们及时做了正确的决定,倘若再迟一些,宝宝或性命不保。

这看起来似乎是很容易的决定,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我能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因为有重症医学科的背景之外,更多是从各种检测报告获得所需的资料,最终才能做出这个正确的决定,而这也只是众多必须做生死决定中的一次,但却是我在沙巴此行中记忆深刻的一次。

对于重症医学科医生而言,由于每一次面对病例都是重症,因此必须看得更远及详细,同时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最合适的决定,不因见惯生死而对死亡麻木,反之因了解生死而格外珍惜每一条性命。

继斗湖后山打根医院告急

在抵步斗湖的前5天可说是争分夺秒,每天就是在一点一滴建立起ICU的机制及抢救患者,而当机制已逐渐建立起之后,在ICU的医护人员的压力也慢慢减少,尽管那时的患者越来越多,但因为大家都清楚整个流程,包括个人的职务等,再加上各州到来的专科医生也陆续抵达给予支援,情况也在逐步好转中,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即可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但与此同时,沙巴另一重灾区山打根(Sandakan)的政府医院却传出求救讯号,因为那里不仅确诊人数暴增,必须送入ICU的重症患者也在增加,甚至已有死亡病例,可是那里的ICU却没有重症医学科医生给予指点,在获知情况后,我就向斗湖医院院长请求前往山打根支援,第一是斗湖的ICU已经走在正确轨道,第二是西马的重症医学科医生赶赴山打根还需时日,在救人如救火的大前提下,由我打头阵赶赴山打根救灾,而这请求也获得院长的允许,于是我就立即启程。

本来按照既定的行程,我估计在山打根医院逗留5天,为当地医院的ICU建立好机制即可,但由于临时情况有变,从西马过去的医生无法及时赶抵,于是我就延长了在山打根医院的时间,前后共有12天。

斗湖医院与山打根医院的规模及设施等相差不大,因此在建立机制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把之前在斗湖的那一套做法用在山打根医院,其实对于山打根医院的医护人员而言,因为确诊人数节节上升,所承受的压力也不断增加,急需有‘外援’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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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平医生(Lee See Pheng)
雪兰莪巴生中央医院重症医学专科顾问



特别病房与ICU对调

在山打根设立ICU机制时与斗湖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山打根的COVID-19重症患者是安排在其中一间特别病房,而非COVID-19的重症患者则安置在ICU ,这是因为疫情突然爆发,以致在临时之下做出临时安排,目的是避免出现感染风险,可是随着COVID-19重症患者越来越多,小小的特别病房已经无法容纳下,因此必须为两者进行调换,即把COVID-19重症患者移入正式的ICU,然后把其他重症患者移入特别病房内。

但这看似简单的任务却是此行最大的挑战,首先是ICU和特别病房并非同一楼层,再来是ICU的医护人员有限,进行转移不仅是患者换床位而已,而是包括进行调整、搬动各种仪器、进行消毒、收集病历及安排工作表等,更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任何一方的患者受到影响,这对规模不大的山打根医院而言,绝对是‘超级工程’,但却是必须的,因为根据初步估计,接下来确诊人数会越来越多,换言之需要在ICU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也会增加。

庆幸从院长到部门主管,再到不同的医护人员都给予合作及协助之下,山打根医院的ICU终于完成了这一次的壮举,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转移后,我也立即建立起ICU机制,包括用电脑输入来取代手抄病历的做法,避免在ICU出现感染风险,我也嘱咐医护人员可以向斗湖政府医院的ICU借镜,包括在科技方面如何进行操作等。

山打根医院的ICU共有18个床位,随着机制及时建立起,得以在疫情爆发时为重症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服务,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死亡病例。

勿自侍年轻而不守SOP

从一般人的的角度来看,COVID-19疫情似乎与死亡划上等号,而从重症医学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COVID-19疫情的死亡率与一般重症的死亡率差别不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若能避免被感染,那岂不是可以减少了本来不必要的死亡病例呢?

在卫生总监每日公布的确诊数据中也包括了死亡数据,死者以长者及有慢性疾病者为多,无可否认,前述这2个群体确实是高风险群,但必须记住,面对COVID-19是没有100%没事的说法,换言之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并且出现严重症状,因此年轻人不可自侍年纪轻就不遵守SOP。

在我所接触到最严重的病例中,患者不仅是肺部受到严重伤害,更甚的是心脏、肾脏及其他器官也受到伤害,而很多时候患者因肺部严重受损而停止呼吸。

因此面对这个肆虐全球已经超过一年的病毒,每个人都务必要遵守SOP,保护好自己与家人,尤其是家有长者和小孩的人士。”

疫情下的ICU 2问:每一张重症病床都很珍贵

问1:你的沙巴之行对紧接下来的雪隆地区疫情爆发有哪些帮助呢?
答:其实在沙巴之行结束后已有预感雪隆地区亦会出现确诊数据上升,这是因为雪隆的人口密集,因此在我回来后也有着手做准备,随着各大政府医院也必须接收COVID-19患者后,ICU也随即投入运作中,而在沙巴之行所累积的经验也在此时发挥了效果,在进行安排时也更有信心,但我还是要强调的是,ICU是为重症患者而设,而ICU的每一张病床都是很珍贵的。

问2:在疫情下面对如此艰辛的任务,你是否有曾想过退缩呢?
答:重症医学科就已说明了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要去面对最严重的病症,我曾经历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流感,甚至到今次的COVID-19,而每次的压力也一直都在,不管是工作上抑或是心理上的压力,而如何去面对它们,就是我的工作及挑战。

撇开这些压力,对于我而言,在COVID-19期间面对最大的不适可能就是每次见患者就要穿上一套个人防护服,而且戴着面罩也很难和患者或医护人员沟通,若是那天遇上冷气系统欠佳,那大汗淋漓是必然的事,不过已在重症医学科十余载的我并不会退缩,因为那是我的职责,就如我那时准备前往沙巴救灾时没有丝毫的犹豫。

**温馨提醒:文章与广告内提及产品、服务及个案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看诊依据,须以医生的意见为主。

文章来源:
医识力.笔录:何建兴.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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