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创新治疗提高存活率 惟资源有限 或参考公私合作抗疫制

医句话:

透过免疫疗法,晚期肺癌患者的5年存活率大幅提升,达到了32%。可惜资源有限,并非所有人得以接受免疫疗法,尤其是政府医院就医的患者。不过,COVID-19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像是公共-私营合作制能够良好合作以共同应对和管理疫情。这也可能是肺癌创新治疗就医途径方面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

“随着COVID-19病例的增加,包括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我国的医疗系统,包括癌症服务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政府医院不得不重新分配资源、医护人员和床位来治疗COVID-19患者。许多门诊预约被取消、急诊室变得拥挤、择期手术被转诊到其他医院等。

癌症部门也不例外地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患者寻求确诊癌症的服务如活检和医学影像扫描也有所延误。得益于公共-私营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一些原本在政府医院就医的癌患已被转诊至私人医院,以减轻公共医疗系统的负担,但这仍属于少部分。另外,患者本身也可能因为担忧而不愿寻求医疗服务。当中一些人想要等到完成接种才到医院,或是担心将与COVID-19患者共用设施。这些种种因素都延误了诊断和治愈早期癌症的机会。

肺癌5年存活率仅11%

根据2018年发布的大马癌症生存报告(MySCan),前列腺癌和乳癌的5年存活率分别是73%与67%,而肺癌远远落后,仅11%,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延误诊断。与乳癌的80%于早期被诊断的情况完全相反,80%的肺癌患者直到IV期才被诊断出来。

虽然如此,肺癌的临床治疗有着突飞猛进的进展,患者通过正确治疗的存活率增加3或4倍。在这个医学进步和创新的时代,癌症已经不再意味着死刑。我们正在摆脱每名患者同一套的治疗方式,因为创新癌症疗法考虑到了个人独特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以进行个性化治疗方法。通过仔细研究每位患者,我们能够为之匹配合适的疗法,并摆脱反复试验、换药的方法,这其实节省了时间和成本,并减少了副作用。

如今我们对化疗的依赖减少了很多,而是转向标靶治疗和免疫疗法,特别是通过增强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疗法。对比以前化疗时代,晚期肺癌患者几乎难以达到5年存活率,而临床试验KEYNOTE-024显示,晚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疗法的5年存活率达到了32%。存活率得以大幅提升,意味着一种治疗模式的改变。不仅如此,这些患者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品质,与亲人度过有生产力的岁月。他们可继续工作养家煳口,并支付医疗保险费用。

免疫疗法 活得好活更久

无可否认的是,患者想要接受创新治疗的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需要仔细的分析成本效益比。作为医生,我们有着为患者提供最佳护理和治疗的承诺。然而资源有限,我们必须就如何最好地运用这些资源,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做出理性决定。因此我们必须合作,认真评估每种疗法的成本效益比,以确保能延长寿命,但不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

我所说的免疫疗法的美妙之处在于,患者不仅有更长的存活率,在最初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们可以停止并继续体验良好的生活品质,恢复正常生活方式,包括继续工作获得收入、成为孩子的父母亲等。某些药物可能需要在前期付出高额费用,但是之后可能会得到更为长远的益处。

因此,医疗经济学家(health economists)、医生和倡导者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协力找出解决方案,提高这些治疗的可触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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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乃文医生(Tho Lye Mun)
临床肿瘤内科顾问

“如陶医生所言,不幸的是,大马很少有患者能够从例如免疫疗法的创新治疗中受益。只有那些拥有良好保险,以及在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才能获得这些治疗。这些患者的治疗反应非常好,可回归正常生活,这对肺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我国肺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1%,几乎可说是‘死刑判决’。不过,通过如今创新治疗,他们能够活得更久,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个体的生产力得以延续。

在政府医院获得这些治疗的机会非常有限,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于财务问题。政府应该投资于这类型的治疗,以便更多的患者从中获益。这也是它有点棘手的地方,需要很多非常全面的、跳脱框架的思考。

跳脱“便宜更好”的思维

我们仍陷于‘便宜更好’的思维,但是我们应该超越这一点。与其考虑可以从某个治疗中获益的总人数,我们应该考虑从治疗中获得的回报是否更值得。举例而言,对于同样花费3万令吉,究竟是‘1000人能从30令吉的治疗中获益’,还是‘100人从3000令吉的治疗中获益’能够带来更多回报。临床医生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核心,但不幸的是我们并非决策者。

虽然如此,我们也从疫情中学习到一些经验,尤其是公共-私营部门能够更好地合作以共同应对和管理COVID-19。第一点是,疫情让我们得知这不仅仅是靠政府‘买单’。直到某个时间点,政府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应对疫情时,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所有人都投入其中。

换言之,这也可能是肺癌创新治疗就医途径方面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能够获得私人医院的医生咨询可让许多患者受益。因为癌症患者从政府医院转移到私人医院接受治疗,疫情也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私人医生、知名专业人士、私人高级顾问能够在政府医疗保健机构下合作。

第二点是,当政府医院的呼吸机不足,我们看到许多企业、机构和基金会都伸出援手。如果超过90%的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 6.8 个月,我认为肺癌也是一种危机(crisis),如同COVID-19,大企业也可以介入共同资助治疗。 这是另一个人们可以挺身而出的领域,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让共同资助者进来并帮助、补贴或改善患者获得癌症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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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里达兰医生(Murallitharan Munisamy)
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学会(NCSM)董事经理

“根据卫生部的癌症登记局,患者在确诊肺癌后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survival time,半数患者的生存期)为6.8个月。然而,通过如免疫疗法的有效治疗,他们的存活率可延长至数年,并且可以保持一定水平的生产力,这是没有接受这种治疗所无法达到的。

因此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是基于价值的医学(value-based medicine,在一定成本下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关于价值的定义有很多,而我们需要考虑的也不仅是钱的多寡(dollars and cents),还需要考虑我们可以从挽救的生命中获得什么样的收益、生产力和生活品质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决定投资于可用的治疗类型时所需要观察和考虑的。

如穆拉里达兰医生所言,我们并非决策者的一部分。挺不幸的是,我们仍受制于财务状况的事实。然而,若我们只是单纯地关注这些治疗的人均成本为何,基本上就会失去可以改善这类指标(存活率)、可挽救生命、可重获生产力的机会。

70%国人公院治疗

坦白说,‘把钱投入无底洞是没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是晚期癌患,无法康复,而我们可帮助的微乎其微’,基本上是经常传达给晚期癌症患者的信息,尤其是肺癌患者,他们会被告知到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事实上,公共机构本身应进行投资,因为70%的大马人口使用公共医疗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能够增加治疗可触及性的方法。

公共-私营合作制是我们能够前进的典范。过去我们真的无法想像它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有很多官僚主义障碍、有人不愿支持的障碍。正因如今的危机,大家被迫一起工作、沟通和信任对方,忽然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模式─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可以跨界合作、能够拉动资源,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私人领域的专家、设备和床位,为共同的目标谋取利益。

另外,COVID-19也为我们带来许多经验,不仅仅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双方如何合作管理特定领域的疾病。话虽如此,需要提醒的是,这一切都是需要金钱的。即便是将政府医院的患者转诊到私人医院,也不代表无需付医药费。这些患者的费用是由政府向私人部门支付的。

为了能够向前迈进,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研究如何改善医疗保健系统获得资金方式,以及如何确保每个人都为之做出贡献,以便所有人都能受益。我很高兴目前的私人领域能够如此合作和保持开放,并希望能参与抗疫。

共同合作非相互竞争

我所说的不仅仅是私人医院,还包括普通科医生,作为一个医疗保健系统一起向前发展。我们以前从未真正见过这种情况,这将是一个必须学习的模式。我们需要实施的改革必须是真正有意义的改革,真正改变我们使用医疗保健系统的方式。所以,它不应该是两个相互竞争的系统,而是能够共同合作,以解决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差距。

特别是未来,可能会有大量的延误诊断的晚期癌患。老实说,如果没有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如何解决、应对和提供患者需要的治疗。如果我们期望政府单独行动,人民就会被抛在后头,出现人们不乐见的艰难决定。不过,如果公共和私营部门可共同努力,就有前进的方向,可以做出晚期癌患所需的决定,从而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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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鲁(Azrul Mohd Khalib)
盖伦卫生与社会政策组织中心(Galen Centre)首席执行员

 

**温馨提醒:文章与广告内提及产品、服务及个案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看诊依据,须以医生的意见为主。

 

文章来源:
医识力.笔录:杨倩妮.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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